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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年為香港的「黃金五年」（2010至2014年），正是香港公共政策改弦易轍的重要時刻，關鍵就在香港人口的年齡分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觸發全球出現嬰兒潮，世界各地出生率大幅上升，香港也不例外。半世紀後的今天，在這群嬰兒潮出生（即45至54歲）的男士，佔香港男性（女性的分布情況相若）年齡組別最多的一群。換言之，假如你走在香港街頭，最大可能（概率而言）碰到的，就是筆者這個年歲（按︰筆者剛51歲生日）的男人，筆者稱他們為「黃金五十」。

年齡夾心層 得瞻前顧後

這群佔香港兩成人口的「黃金五十」為香港製造了改變的珍貴機會，源於他們的同理心。把他們的年紀加上25年，就是他們的高堂；減去25年，便是他們20多歲的下一代。故此，筆者這一代可說是香港（年齡層上）的「夾心階層」。正因為這一代是這個三代同堂家庭的第二代，這個處境使他們不得不瞻前顧後︰對上他們關心社會的醫療福利政策，因為他們的父母就是這些政策的最大持份者；向下他們注視關乎兒女前途的教育制度和就業問題。

「黃金五十」的父母們大都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或五十年代內地政治環境天翻地覆時到香港，生活十分艱難。亦正因如此，嬰兒潮出生的香港人是最充滿內疚感和富有責任心的一群。他們感激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撫養成人，一心回報親恩，所以這一代香港人，只要情況許可，都希望成為薪高糧準的專業人士，為父母盡一點孝心。

基本上，筆者這一代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就是︰為人父母者，起碼要做到自己為下一代提供的，不比上一代給自己的少。因此，他們願意為了讓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遠赴冰天雪地的多倫多居住；又或者要負擔還款佔收入四成的樓宇按揭，以搬入名校林立的區域，他們也甘之如飴。

見證香港崛起 實務理想兼備

同時，嬰兒潮這一代在他們50年的人生中，見證了中港兩地政治社會如60年代的文革、六七暴動、70年代鄧小平南下、八九六四以至九七回歸等的劇烈變化；筆者剛進大學的一年（即30年前）正是香港最後一年接受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資助，嬰兒潮一代見證香港由國際受助者，銳變成全球人均收入首五位的地區。半世紀的人生經驗使這一代父母視野相對開闊理性、務實但有理想。而由於事實上他們是香港最大的一群選民，要改變公共政策，爭取更多更好的軟件和硬件如醫院、學校、住宅、寫字樓等，以拓展佔香港產值93%的服務業的容量和能力，他們的支持必不可少。（待續）

摘自《香港黃金50年》